约瑟夫·罗特:守着一幢死楼的现代人

马背上的约瑟夫·罗特(右)

求安定是人之本能,但漂泊往往是从天而降的命运。有些人的漂泊纯属被迫,而另一些人,他们在被动进入漂泊状态后,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方面的行家。1927年,有一部德语小说《无尽的逃亡》问世,书中的主角,一个名叫弗兰茨·佟达的犹太裔奥地利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年的一名士兵,他来到了苏联境内的远东地区征战,被俘,忽然消息传来,他的母国——奥匈帝国瓦解了。瞬间,佟达有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感,之后,他凭着语言天分和一种混世的天赋,一路往西摸回了维也纳,但他不再安于住在维也纳,他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

他是佟达,但也是约瑟夫·罗特,《无尽的逃亡》的作者。

“归根结蒂他是个欧洲人,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书中的佟达,代表罗特作了一番夫子自道,“为了随性发展,他需要错综复杂的情况。他需要混乱的谎言、虚假的理想,表面健康、长年的污浊,涂成红色的幽灵构成的氛围,需要那些看上去或像舞厅、或像工厂,或像宫殿、或像学校、或像沙龙的墓园的氛围。他需要走近那些被人们预感到要坍塌却依然保证能屹立几百年的摩天大楼。他是一个‘现代人’。”

这个“现代人”走近的“摩天大楼”,既是奥匈帝国(它坍塌后的碎块奥地利就是一副不死不活挺几百年的样子),又是德国和法国,罗特一生主要待过的城市,是维也纳、巴黎和柏林。漂泊者自有漂泊者的特质,罗特十分早熟,1917—1918年,20岁出头的他,在奥匈帝国的军队里当了一年兵,主要是办一份随军报纸,其间,他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写怎样的小说了。《无尽的流亡》里,佟达一出场就被俄国人俘虏,没有经历任何战斗场面,这也符合罗特的情况:个人主义者,所有故事都绕着自身兴起。

战后有一段好时光,熬过了战争的年轻人,会觉得希望都在自己身上。德国报业、书业大发展,罗特在《法兰克福报》谋到一份工作,并迅速成为明星记者。他自负地说,他是个“典型靠不住的人”,一个吐露好恶爱憎时全凭舌粲莲花,似乎不太过脑子与良心的人。他极其讨厌德国,说德国堕落无比,而巴黎才是文明的峰顶。他厌恶德国的一切,就连娼妓都是德国的最丑,《无尽的逃亡》里写柏林时有一句“街上疾步走过一些卸了妆的收工妓女,她们让人想起了死亡”。

柏林商业大佬们的对话也很有意思,他们夸夸其谈,赞美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好国家的未来,然而罗特那么明白、那么任性地揭示给读者,这些人所以如此,无非因为在柏林的夜总会里有个期待罢了。

“靠不住”的罗特签下了一大堆出版合约,并且尽力地履行。他写小说,好像不会为一个故事做什么素材收集、调研、采风,故事和情节都在他的脑袋里。就敬业这一点而论,他的确是个犹太人,懂得活着就得工作,孜孜不倦的事功可以荣耀上帝。罗特曾经答应慕尼黑的一家报社,在他们的报纸上连载一部小说。结果,他把小说手稿交过去时,似乎是无意中把一张纸夹在了手稿里,纸上有一句话,罗特重复写了十几遍:“三天内必须写完小说!三天内必须写完小说!”报社的人看了大骇,竟然把稿子给拒了。

《无尽的逃亡》只是他兑现合约的产品之一,其他还有《塔拉巴斯》、《先人祭》、《拉德茨基进行曲》、《百日》、《约伯记》……他说过,1912年年满18岁之后,自己就再也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过,他用三个行李箱装上所有的随身物品,包括衣物、文具、稿纸,到处搬家。1920年代在柏林,他就有过露宿街头的经历。可是正因此,他才能写出《无尽的逃亡》,这一份给自己的漂泊所作的证词。

漂泊可以证明他对摩天大楼的忠诚。这楼已是死楼,但罗特在他对柏林的讽刺态度中,寄放了一种掺杂了优越感的乡愁。《无尽的逃亡》中有这么几句话:“小市民对于贫穷的看法是:穷人长期守定贫穷就是要借此损害他人。然而谁穷得叮当响,恰恰取决于小市民。”他的意思是说,正是那些无动于衷的小市民,数量庞大的社会的中间群体,对穷人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负有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作为面包的生产者,有能力慷慨施舍面包给穷人。可是那些更加有钱的人呢?罗特写道:他们是被“仁慈的上帝”所宠爱的人,他们没有染上任何贫穷的焦虑,因而拥有种种美好的品德:“对困境的理解,仁慈,善良,甚至没有偏见。”

这种态度可谓相当的保守,但是,考虑到罗特作为一个漂泊者的局外人视角,这些话里又有着若隐若现的嘲讽,即便真有一个更符合他口味的社会,他也一定能挑出毛病。他从不曾从一种底层的视角去观看贫困者,可是,他在端详市民阶层的时候,又对他们的空虚、庸俗百般嘲讽。他总觉得自己是例外,因为他比所有人都清醒,比所有人都更善于运用讽刺的武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作家拥有对众生的“无限睥睨权”,何况这还是个脚下无根的作家。

以个人主义者自居的佟达,在任何场合里都保持了游离感,他遇到的每个人,不仅在才华上被他碾压,而且在见识乃至外貌上都大不如他。人要安于漂泊,是须得有这份本钱的。然而现实中的罗特可是个自卑人格,他长了一张称得上平庸的脸,也一直没有什么钱。当然,假若有了钱,他的漂泊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无尽的逃亡》所呈现的那种游荡的表象,背后藏了一种渴望证明自己足够独特的孤注一掷的意愿。

他只有一位真正的好朋友,斯蒂凡·茨威格。茨威格生于1881年,比罗特大13岁,因为成名很早,日子安逸,茨威格给了罗特大笔的资助。更为难得的是,茨威格奉罗特为真正的天才,比自己强得多(事实也的确如此)。可是,罗特把茨威格的资助视为天经地义,经常地,他会用一种胁迫的语气写信给茨威格要钱:你承认我是天才,对吧?那么,你可不能对天才落难坐视不管。

约瑟夫·佟达大部分时候都不愁钱。他的哥哥是个功成名就的乐队指挥,就住在巴黎,弟弟流亡过来,哥哥不愿接济,但写信说他可以随意住在自己家里,尽管如此,佟达对哥哥及其所属的那个圈子可是难得有句好话。这真很像罗特和茨威格的关系:茨威格这么帮他,他对茨威格的作品,特别是那些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的人物传记(关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富歇等),发表不少刺耳的讥评;他还批评茨威格的政治敏感度太低了——尽管这些批评都是对的。

罗特在才华、见识、情操、趣味上的卓然独立(可惜经济上的独立性他难以炫耀),都在漂泊的状态下尽兴表演。1934年出版的小说《塔拉巴斯》里,一个吉卜赛女人给塔拉巴斯算命,说他“先是凶手,后为圣徒”,这句谶语果然灵验,塔拉巴斯最后走上一条虔敬之路。对吉卜赛女人的安排和描写都比较生硬,可在罗特心目中,生而漂泊者,真是高出凡人一大截的。

不过,说起漂泊状态,最先该让人想起的,不应该是犹太人吗?

这是罗特其人其作中最有趣的地方。他似乎总在与他的犹太人身份保持一定的距离。《无尽的流亡》里,约瑟夫·佟达的漂泊,他的语言天赋,“拥有多种才能”的素质,以及勾引女人的热情,都让人联想到犹太人,可罗特只在小说开头提了句,说佟达是“一位奥地利少校和一个波兰犹太女人的儿子”,后边就不怎么说了。《塔拉巴斯》里还写到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是发生在苏联时代,一个由军事强人管辖的边地小城里。然而,罗特是以一名记者的眼光来写的,将自己撇到外边。

因此,通过他的行文,我们看到的不是犹太人的可怜,以及施暴者的残忍;我们看到的,是排犹暴力事件的特点:排犹者(多数是易于被发动的没文化的农民)不是单单打砸抢,施加肉体伤害,他们还要尽情讥笑犹太人,享受褫夺了一个僭称皇帝的人头上的王冠的快感,因为犹太人身上那种莫名的优越感实在是把他们冒犯得太久了。排犹在那时的欧洲是一门“显学”,东欧犹太人数量大,排犹运动也尤其严重,很多犹太人为此憎恨自己的身份;但罗特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仅仅是把自身的“犹太性”看作一种偶然,如同肤色、发色、性别一样,是先天的。这让他少受了很多苦恼。

我说“排犹”,而不说“反犹”,是因为罗特完全不把驱逐、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往政治意义上联系。他把它看作是人的兽性的一种。为此,当纳粹兴起时,罗特认为纳粹并不仅仅是冲着犹太人而来的,他们是野蛮人,摧毁文化,破坏人道,是全欧洲和人类的敌人。

不仅如此,就连为了拯救犹太人而发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被他看作是一场不怀好意的阴谋。犹太复国主义者倡导“回到锡安”,就在1920-1930年代,分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的犹太年轻人接受动员,前往巴勒斯坦去劳动建国,结成一个个集体公社,罗特竟说,这种行动与希特勒搞的“国家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差别,因为,它们都威胁着那幢已经存续了几百年、如今摇摇欲坠的古老的大厦。《拉德茨基进行曲》,这部小说就发表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前夕的1932年。它是罗特为这幢大厦送上的挽歌,它在他所有的作品里耗时最长,前后写了两年,而获誉也最高,故事的节奏远比其他作品,如《百日》、《塔拉巴斯》等慢得多。他放下了很多讽刺的本能,去描写特罗塔家族三代人,如何守着奥匈帝国日薄西山而做不了任何事。它坐实了罗特的保守信念:奥匈帝国值得长存,即便要死,也要多多保存它的遗产。

罗特特别提醒说,在那些推倒大厦的力量中,犹太左派是最值得小心的,他们抱着世界主义的野心,恨不能一口气将大厦拆个七零八落。罗特宁愿当一个基督徒,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成为“欧洲人”主流中的一个波希米亚人,他甚至说过这样的狠话: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其实是犹太人给打下的基础。

然而罗特又是矛盾的。1930年,他发表了小说《约伯记》,一个完全的犹太人故事,探讨的是犹太人的根本矛盾:他们被教导说要虔诚地相信上帝,却不知如何看待自身遭到的不幸。他应不应该像《旧约·约伯记》里所写的那样,相信上帝跟魔鬼打了个赌,自己恰好是那个牺牲品?麻烦的是,在现实中,谁也不敢指望上帝会如《旧约·约伯记》中所说的那样,制造一个奇迹,把约伯被剥夺的一切——财富、家产、亲人、健康、爱情——统统归还于他。小说里那种流畅的思辨,和对犹太人内心世界惊人的熟悉,让人相信它只能出自一个犹太作家之手。

这真是复杂而奇妙的心态:当罗特一心以奥匈帝国忠诚遗民自命的时候,他对帝国的感情里,又杂糅了身为一个犹太人的庆幸之意。他很喜欢说这么一个故事:某犹太人坐火车,查票员过来了,犹太人递过去自己的火车票,查票员看到他身上的长袍,立刻怀疑他是否在袍子底下藏了个小孩什么的,想逃票,然而在逼问下,犹太人掀起袍襟,从里面掏出一幅装裱得十分体面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肖像画来。

这个故事的涵义是,犹太人是靠着皇帝的保护,才得以在奥地利安定地生活的。弗朗茨·约瑟夫,从1848年上位,一直掌权到1916年,足足六十八年的执政史,时长超过了开创了一个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也超过了满清的康熙帝和乾隆帝。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是18世纪晚期奥地利参与瓜分波兰时接收过来的“战利品”,他们本来属于波兰,之后这一个世纪里,他们进入到奥地利的诸多城市中,尤其是首都维也纳:茨威格就是维也纳犹太人,到世纪之交,德语文化界相继出现的几个响亮的名字——古斯塔夫·马勒、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也都是维也纳犹太人。罗特并没有出生在维也纳,可他也是在维也纳上的大学,沐浴过帝国日薄西山时刻的光辉。

而事实上,那时的奥地利已是反犹的重镇,1913年,希特勒就是在维也纳的街头,产生了誓要消灭最后一个犹太人的决念的。老皇帝死后,帝国瓦解,波兰拿回了属于它的土地,可是解体后的国家,无论是奥地利、匈牙利还是波兰,在反犹这方面,都比之前的帝国做得更坚决、更心狠手辣。

在《拉德茨基进行曲》中,罗特不动声色地描写了老皇帝巡视边境时,在一个犹太村落里接受犹太人民的致敬的情节,老皇帝在遇到一位年岁相当的犹太长老时,弃鞍下马,与对方互致祝福。场面很动人,但犹太人焉能不知,皇帝一旦过世,帝国恐难以一如以往那样不死不活地运行了。弥漫在小说之中的那股子惆怅感,有一半系于犹太人对自身命运的预感。1932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帝国已经消失了很久,全欧洲的犹太人都处在威胁之中。身在柏林,罗特嗅出了气氛不对,就打点行装准备走人了。小说里的特罗塔家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小说之外,那些本就没有站在舞台上的犹太人,开始遭罪了。

他写信催促茨威格也赶快离开奥地利:别骗自己了,我们这些文人的饭碗已经被希特勒给砸了,地狱已至,快跑!但茨威格犹豫着没有听从。罗特兀自跑到了巴黎,继续他漂泊者的生涯。

他在巴黎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五年——《无尽的逃亡》中有这么一句:“使我自傲的不是我不劳动,而是我的不劳动换不来收入,在这里有太多四体不勤的人有源源不断的钱进账了”——而实际上他在这里拼命写作,直到1939年病死。1918、1932、1939,他踩着一个个时间节点,紧赶慢赶地度过了漂泊者的一生,带着一张憔悴不堪的脸进了坟墓,这个结局,同他所写的年轻的、朝气勃勃的、生命力顽强的人太不一样了;但他的运气还真说不上有多差,因为一年后纳粹就进了巴黎,罗特若是没死,也大概率要进集中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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